总是走在文明前沿的上海，开始对街头吸烟动手。

3月中旬起，上海率先在武康路、豫园商城、新天地、外滩、南京路步行街、陆家嘴商圈等8个人群密集的“地标场所”，推进室外“游烟”治理。

所谓“游烟”，即“游走”的烟，吸烟者在室外一边移动（如走路或骑车）一边吸烟形成的烟雾。通俗点来说，就是不让边走边抽了。

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、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对“游烟”的治理，是基于上海“人群二手烟暴露率达47.6%”的事实。

放眼全国，公共场所禁烟的问题，始终是个文明与规则的拉锯战，是在二手烟危害和人性化管理之间微妙变换的平衡术。公共场所吸烟问题，极易衍生出公德、文明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。2024年12月，女演员徐娇在长沙一家餐厅出面制止一位男士吸烟，却反被抢走手机，饭碗里被扔烟头。报警后，也因室内抽烟不违法而不了了之。

今年3月23日，一女子在杭州一家烧烤店劝阻吸烟男子，却反被怼“闻不了烟味为什么要出来吃饭”。而这家店原本贴在墙上的禁烟标语，当时被展示柜挡住了。

室内吸烟尚且如此难以治理。室外游烟，因空间范围的不固定、吸烟行为的不可测，偶然因素众多的情况下，治理起来更复杂。

也难怪上海这次“示范”，没有明确处罚举措，更依赖宣传和规劝等柔性措施，如要“发挥场所管理方（如管委会、物业）及场所内各业态单位的作用”，如设街道卫生专员在高峰时段徒步巡查、对“吸烟高发点位”进行轮岗值守、控烟志愿者对烟民进行“随时劝”，“达到全天候、立体化的动态监管网络”。

在宏观社会治理的语境下，吸烟从个人行为变成了公共道德行为，而道德的约束，又总是含混多方立场的角力。室外公共空间如何治理“游烟”，探索才刚开始。 

 控烟大作战 

张大懂在上海生活15年，如今也是一名“控烟志愿者”。

他曾在商场、公交站台和社区菜市场当面制止过吸烟者。多数时候，张大懂穿着志愿者服装，因此，口头制止的效果都不错，“70%的情况都会成功”。至于剩下的30%，张大懂认为，或许因为大多是在没有明令禁止吸烟的室外场所，比如走在路上看见有人抽烟，“如果我去制止，人家可能会给我一个白眼。” 

上海大部分室内公共场所都明确禁烟，但张大懂还是在不少餐厅、咖啡厅等地方遇到过吸烟者，“十次就餐可能会遇到一两次（有人吸烟）”。

即便是这些年控烟政策越发严格，张大懂也常在医院、学校门口等室外场所遭遇吸烟者。前几天，他路过一家妇幼保健院时还发现门口有人吸烟。明知对病患或儿童有害，但在这种没有明令禁烟的室外场所，劝人掐掉烟头，在他看来是很难成功的，而且缺乏法律底气。 

上海一直以来都走在全国禁烟的前沿，早在2010年，上海就推出了中国大陆首部省级控烟令，禁止医院、学校、公交等场所出现二手烟。十多年来，控烟法规不断加码，效果是显著的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，从2017年至2024年，上海市的吸烟率下降了2.2个百分点。

但现在情况似乎有所变化，上海市爱卫办发布于今年2月27日的《2024年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状况》白皮书则显示，2024年，法定禁烟场所内吸烟发生率比2023年上升了0.6%。

上海对这个问题很警惕。早在2020年，上海有关部门就联合高校做了一项调查，近四分之三的居民频繁遭遇“游烟”，超九成（92.39%）受访者反感“游烟”。

而在2024年9月，上海就通过了国内首个室外吸烟点的标准规范——在室外并非不能吸烟，而是像公共厕所一样，只能在规定场所解决。

同样兼具表率和示范效应的北京，也引领着全国大城市的控烟风向。2015年6月1日，被称为“史上最严控烟令”的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正式实施。条例规定，凡是“带顶儿”“带盖儿”的室内公共场所都将全面禁烟。

据北京卫健委的统计，2017年，北京市成人吸烟率22.3%，吸烟人群399万，比条例实施前下降了1.1个百分点，吸烟人数减少20万。

北京控烟协会原会长张建枢告诉南风窗，在上海之前，北京也早有创建“控烟示范街区”的举措，比如什刹海、后海酒吧街等，“整个示范街道要实现无烟，也就是说包括了治理游烟。”

同样站在“文明”前沿的深圳，也在控烟方面尽显招数。

2023年，深圳推出了控烟投诉小程序“别抽啦”，设有匿名投诉、控烟志愿者活动、戒烟中心等服务。截至2025年4月2日的数据显示，该小程序上共有8451名志愿者，“控烟志愿时”超过十万小时。主页设有“蓝黑榜”，黑榜会显示各个场所的投诉工单，由控烟督导员上报，整个2024年里，深圳北站的投诉量高居榜首，其次则是沙县小吃。

来源：凤凰网